德国哲学家赫费点评中国高校

By | 2017年5月8日

Otfried Höffe简介: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图宾根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在近十个国家的科学院任荣誉院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实践哲学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正义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成为当代哲学讨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当代的康德研究和亚里士多德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译为汉语的作品有《政治的正义性:法和国家的批判哲学之基础》《康德的——现代哲学的奠基》《世界哲学简史》《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模式》《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等,另有一系列作品正在译为汉语。(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4月27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中国高校观察》)

◉编者按

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他者”眼中究竟是什么样子?与其他国家相比,特点在哪里?本文作者是全球著名的哲学家,在近十个国家的科学院任荣誉院士,刚刚结束在中国最新一次的系列哲学演讲。他的观察,也许能提供另一种认知角度。

我们对中国的关注常常只是局限于政治方面:中国在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中的角色,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针对欧洲企业发起的并购。我们忽视了:这个占世界人口近百分之二十的国家,其力量早就已经延及于科学、研究和教育领域。

笔者虽然不是专业的汉学家,却也获得了比随机的个人观感更深入的关于中国的印象。笔者参与过亚历山大·洪堡奖学金的遴选工作,与中国同事在德国、也在中国合作过,我们一起出书,我本人也多次去中国讲演和开会。而且笔者有辅导中国博士生的多年经验,这也有助于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的、基于经验的印象。

我们可以从一些数字开始:中国有2845所高校,其中有39所为顶尖的“985工程”大学,116所是“211工程”大学。由于有统一的高考录取制度,这些学校的排名大体上是清楚的:北京大学和同样坐落在首都北京的清华大学构成了金字塔的顶尖,紧随其后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位于武汉的两所高校(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也很优秀。由于有统一的高考制度,这些学校里不但有最好的老师,也有最好的学生。其大多数的院系都排名靠前:在此方面中国的顶尖高校与美国和英国的精英高校更像,而不同于德国正在建设的“精英大学”——在德国,一个学校只要有几个院系是拔尖的,即满足了评为“精英大学”的要求。

和美国的另一个相似之处:由于高校之间水平差距很大,各高校提供给学生的教学和研究水准远远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而另一方面,学生们当然也会难以适应同一标准的教学要求,因为他们所经受的中学教育即已水平相差很大。这样一来,”985″和”211″大学所培养出的青年学者,如果无法在其母校找到教职(不允许直接在母校担任教职的制度在中国并不存在),可以在声名弱一些的大学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中国,与一般的高校相比,顶尖的大学被赋予了格外的价值。不过和英美的情况不同,中国的顶尖高校清一色地是公立的。中国对于高校的重视清晰可见。德国尽管已经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大学所获得的资金仍然明显不足。去除通胀因素,德国大学在每个学生人头上的支出与两德统一之前相比下降了很多。而在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无论是数量众多的顶尖大学,还是一般的高校都在兴建新校区。这些新校区面积广阔,有大量的绿地和树木,人员和资金的配置都很充裕。高校还配有幼儿园(在中国幼儿园是付费的)、附小、附中。中国高校历来是给学生提供宿舍的(德国大学生经常要自己租房子),而很多学校还提供给教师公寓或住房补贴,以应对迅速上涨的房租。

中国以自己的未来为骄傲,而又以学生为国家的未来。本科学生的比例达到了总人口的约百分之十五,他们会成为有教养的、有进取精神和时尚意识的中产阶层。与德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学生愿意承担大学学费:人文学科大约每年五百欧元,经济管理专业的学费能达到其两倍,成本高昂的医学专业反倒不是学费最高的。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很灵活。一个例子:一个大学毕业生建立了一个业务遍及全国的二手汽车交易平台,其以大约一百八十项技术标准保证车的质量,与德国的技术监督协会(TUV)的标准相比并不逊色——这也让这位年轻人跻身于富豪之列。

在中国,要在学术领域获得成功,最好有一个在国外获得的博士学位。不久之前,这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在今天,则至少要有一年的留学经历。即使是顶尖大学也会把最好的学生送往国外,让他们在国外接受整个的、或者大部分的博士教育。不过,我们可以预测,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最好的教授们会全都有了留学经历——现在是有很大一部分有留学经历。在那个时候,中国大学的自信会进一步增强:最好的大学会依然期待其年轻的老师有海外留学经历,不过它们会进一步加大在本土培养人才的力度。在那个时候,中国高校会由于自己的高水准而对于外国的博士生来说变得有吸引力。对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而言,即使很多课程以英语进行,他们也有必要掌握一些汉语的基础知识。虽然英语是中国中学的必修课,也是高考的必考科目,而在机场、火车站以及高铁——中国的高铁准时、干净、工作人员友好——都有英语翻译,不过,如果没有汉语的基本知识或者中国同事的陪同,外国人并不能在校园里应付自如,而走出校园时,会有迷路的问题。

不过,由于语言机构和文化机构——如孔子学院——在迅速增多,同时中国和德国的大学也在提供更多的相关课程,学习汉语变得更容易。

因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大量奖学金,很多学生得以到国外学习。长期以来就有很多中国学生在德国的音乐院校学习,而此间德国高校的其它专业里中国学生的数量也在明显增加。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提供的奖学金在数额上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它每月提供1000欧元。中国政府提供的博士生奖学金比这高出百分之二十。

在博士后项目方面,长期以来有大量的来自中国的出色学者在亚历山大·洪堡基金会申请奖学金:开始时主要是工程领域,后来扩展到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一位大学副校长——其本人是医学专家——在主持一次庆典时讲到:在海德堡学习时,为了给自己的学术研究寻找灵感,他常常在这座城市的“哲学家之路”上漫步。)

到德国来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无论是读博士还是做博士后,德语语言文学专业都自然地是很多中国人在德国攻读的专业。不过汉学也是中国学生有热情的专业,因为通过她可以用他者的目光打量自己的祖国——德国学生学习德语文学专业也同样要习得这样的审视方式。德国的哲学系无须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在中国的哲学系中——在一些学校甚至是“哲学学院”——德国古典哲学有显赫的位置。大哲学家,首先是康德和黑格尔,此外还有尼采、海德格尔,甚至谢林,以及在德国正在消亡的现象学,正在中国被用心地翻译和详细地注解。当代哲学家的作品也会被译出——我本人的作品甚至正在作为“全集”或者说“文集”翻译出版。

来自柯尼斯堡的世界公民——康德——正在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的哲学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可以平衡掉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负面因素。人们对康德的兴趣不止于他理论哲学的主要作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道德哲学、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也同样在中国获得了关注。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科学、文化方面都正在感受着全球化。在中国,人们将康德珍视为可以与孔子、孟子、庄子这样的中国自己的古代思想家相对话、并给人以启发的哲学家。

在中国,学哲学的学生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这是由于男孩子们通常会在中学选择理科,然后在大学学习自然科学、技术或者医学。由工科大学发展而来的综合性大学里(其现在也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著名的教授仍然是在技术和工程类学科。

所有较大的哲学系都包含八个专业方向: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医学伦理受到特别关注)、美学、逻辑学、科学哲学、宗教学。一个这样的哲学系里,会有大约四百学生,辅导他们的是四十到五十位有固定职位的教师,这些教师中大约有一半是教授。在德国广泛存在的恶劣情况——将大量的教学任务交给临时讲师(Lehrbeauftragter),却只支付给他们很少的课酬,甚至完全不支付课酬——这在中国非常少见。中国的这些情况是德国的哲学院系只能梦想的,因为——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一下——在德国,学生的数量在明显上升,而平均到每个学生人头上的教员、空间、资金配置都在下降。

(翻译:范大邯,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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