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把心灵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介绍给那些对哲学知之甚少或完全没有哲学背景的读者，并且在介绍的过程中，尽可能突出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方面。在这一点上，我的思路与那些强调心灵哲学和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之类的实证科学之间的联系的思路判然有别。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心灵哲学与这些经验研究无关。不过，在多年的摸索之后，我终于认识到，同心灵有关的基本的哲学问题仍然是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我所理解的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对永恒真理的先验推理，而且也是一种需要接受科学的帮助的形而上学。更具体地说，这些基本的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本体论的问题——用最一般的术语来说，是对存在着什么所作的最好的说明。
　　像任何一种系统性的研究一样，本体论在形式上有严格的限制：它的各种命题必须有内在的连贯性。而且，它的命题应该与那些已经被确证了的科学知识相一致。不过，即便我们承认一切可能的本体论既应内在一致，又应与科学保持一致，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本体论的研究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如果我们对相互对立的方案的评估，不只是原封不动地陈述自己所偏向的东西，那么一定还有别的不可或缺的东西。这就是各种可供选择图式所具有的相对力量。一种不仅有令人吃惊的合理性（意即既内在一致，又与科学和常识保持一致），而且同时对广泛的问题提供了似乎具有必然性的解答的本体论，优于只对有限范围的问题逐一提供解答的本体论。
　　在这一领域中，当代哲学家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最有影响。刘易斯认为，除了现实世界之外，还有无数个不现实的、但又是真实的可能世界。而每个可能世界都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现实世界和其他的可能世界。刘易斯声称，通过诉诸这些可能世界的特征，他可以对隐藏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重要事实作出解释。
　　在许多哲学家（和所有的非哲学家）看来，刘易斯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然而，他们中的许多x人在解释一些重要概念，如因果关系、因果力或倾向（disposition）、必然性时，却又不得不利用可能世界。可是，如果你不接受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那么你的这些解释又能以什么东西为根据呢？对于刘易斯来说，关于可能世界的主张的真实性在于可能世界本身。如果你既利用可能世界来说明因果关系之类的东西，又贬斥可能世界，那么你如何能证明自己观点的真伪呢？如果你不承认非现实的可能世界的存在，那么你的这些观点大概是以内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特征为根据的。但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直接诉诸这些特征呢？诉诸非现实的可能性又有什么用呢？
　　我认为，对于这种既不同意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又要把可能世界作为形式上的技巧来加以利用的人，我们有权对他们的观点表示怀疑。而当诸如此类的形式上的技巧被用于回答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中的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表示怀疑。因为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那么我们将会很快失去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的兴趣。我以为，当代分析哲学所表现出的那种技术上无结果的特征，正是由这一原因所导致的。
　　我并不否认形式上的技巧有它们的作用。但我只想指出，别指望借助这种技巧来揭示我们的世界的本体论特征。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毫无根据的形式主义的害处。这就是把谓词——语言中的实在——与属性混同起来的倾向（如果不是形式上的，那也是事实上的）。这种混同导致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难题：有析取属性（disjunctive properties）存在吗？一些人自然会认为：如果P表示一种属性，Q也表示一种属性，那么P∨Q（P或Q）当然也表示一种属性。
　　假如P和Q是表示属性的谓词，那么我们的确能够构造出一个析取谓词P∨Q。然而，我们却无法断定：这是否使我们有权假定P∨Q表示了一种属性。我猜想，关于独立的属性的概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属性是谓词的对应物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这样的概念充其量不过是在本体论的狗屁股上摇晃着的一条语言学的尾巴而已。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要提醒读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不使用这种形式上的技巧，譬如像随附性（supervenience）之类的纯模态概念，也看不到可能世界之类的符咒。如果我对这些迷惑人的技巧的抛弃起不到什么其他作用的话，那么它至少能够让本书变得更容易为那些业余的读者所接受。毕竟，心灵哲学乃至整个形而上学都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技巧的练习。哲学的主题应该是不用专门术语也可以被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不借助专门术语的条件下说出我想要说的东西。我认为，这种做法对于每个哲学家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转而依靠那些哲学上的行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就会把太多不必要的东西掺和进来，并且使太多的内容得不到应有的解释。
　　尽管我在写作本书时没有使用专门术语，但我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一下目前流行的理论。我所选择的问题不仅会使那些对心灵和心灵的本质有着专业兴趣的非哲学家们感兴趣，也会使那些严谨的心灵哲学家们感兴趣。假如这种写作方式起不到其他什么作用的话，那么，我想它至少能够起到鼓励别人去追问心灵的本体论基础的作用。
　　某些读者可能会对我所选择的一些观点感到惊讶，同时会对我语焉不详或忽略的那些观点感到惋惜。但是为了写出一本这种类型的著作，我必须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公平地对待每一种观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此，我所选择和关注的都是我认为在心灵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问题和观点。我希望它们能够引导虚心的读者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领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希望教师们在把本书用作心灵哲学课程的教材时，能够通过阅读原著的方式来弥补它的不足。考虑到这种需要，我在每章的结尾处都列出了推荐书目。对这些书的阅读无疑会弥补存在于我的解释中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我写作本书的动机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另一部更早的著作——《真实心灵的本质》（The Nature of True Mind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该书的中心内容是对心理的因果性作细致的探讨：假如心理的属性不同于而又依赖于物理的属性，那么它为什么又能够对行为发生影响呢？正是在详细说明心理因果性的过程中（这些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同事艾尔弗雷德·米尔［Alfred Mele］的工作），我才逐渐认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探讨本体论问题。更一般地说，我终于意识到：如果我们借助本体论上的专门假定来回答心灵哲学中的问题，而又不给予本体论以足够的重视，那么我们的回答就注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发现简直就是一次宗教上的皈信（conversion）。
　　促使我转向“本体论热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同C.B.马丁（C.B.Martin）的对话（实际上是激战）。这些对话的第一个产品是足有一本书那么厚的关于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的手稿的出现，它是我于1993-1994年在伯克利休养期间完成的。而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是它的一个远房亲戚。我要感谢戴维逊学院和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热情接待。我还要特别感谢林恩·戴维森（Lynn Davisson）和卡罗琳·斯科特（Carolyn Scott）所给予的管理上的支持以及贝克莱长老会公xii寓为我的家庭提供的食宿安排。
　　在构思本书的过程中，我曾经受到很多人的启发。其中，马丁对我的启发最为重要。因此读者们如果对本书第6章中的观点感兴趣，那么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尽可能到马丁的著作中去追溯一下这些观点的源头。
　　与一些学者的讨论使我受益匪浅，他们是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伦道夫·克拉克（Randolph Clarke）、京芬·贵泽迪尔（Güven Güzeldere）、迈克尔·洛克伍德（Michael Lockwood）、E.J.洛、戴维·罗伯（David Robb）、丹·赖德（Dan Ryder）、埃米·托马森（Amie Thomasson）、彼得·昂格尔（Peter Unger）、彼得·瓦伦提勒（Peter Vallentyne）。他们对我的手稿的各部分发表了精确的评论。我还曾于1996年在康奈尔大学参加过一个关于心灵的形而上学的夏季研讨会，对于参与这次研讨会的学者们，我要表示特别的感谢。他们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克拉克和托马森之外）：伦纳德·克拉普（Leonard Clapp）、安东尼·达迪斯（Anthony Dardis）、詹姆斯·加森（James Garson）、希瑟·格特（Heather Gert）、穆罕默德·阿利·哈利德（Muhammad Ali Khalidi）、戴维·皮特（David Pitt）、埃里克·赛迪尔（Eric Saidel）、斯帝芬·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奈杰尔·J·T·托马斯（Nigel J.T.Thomas）和迈克尔·沃特金斯（Michael Watkins）。后面所要介绍的许多想法都是在这次讨论会中涌现出来的。我实在想像不出，还有哪一群人比他们更加齐心协力、更加具有哲学上的洞察力和更加热衷于本体论上的讨论。
　　我在思考后面将要谈到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有几位学者还曾以讨论或通信的方式帮助过我。在他们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戴维·阿姆斯特朗（David M.Armstrong）、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Boyd）、耶格旺·金（Jaegwon Kim）、布赖恩·麦克劳格林（Brian Mclaughlin）、米尔、布伦丹·奥沙利文（Brendan O'Sullivan）、悉尼·休梅克（Sydeny Shoemaker）。弗雷德·德雷特斯基（Fred Dretske）和金·斯特尼（Kim Sterelny）也曾为本书的初稿提出过有益的建议。我也要感谢E.J.洛为本书的每一章所作的认真的而富有探索性的批评。我认为，E.J.洛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几个主张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探讨心灵和心灵在自然中的位置的哲学家之一。最后需要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离开了哈里逊·哈根·海尔（Harrison Hagan Heil）在知识、道义和其他方面的鼎力支持，就不可能有本书的写作。
　　本书是我在作为国家人文科学中心的会员期间（1996-1997）完成的，而且还得到了该中心以及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戴维逊学院的教师基金的帮助。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这些机构的感激之情。
　　约翰·海尔
　　1997年春
　　献给马可（Mark）、古斯（Gus）和莉莲（Li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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