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文化和苏联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2007年6月交《浙江学刊》稿）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安启念

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2006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文艺复兴与苏联文化》。作者Л.А.布拉夫卡提出，从一定角度看，苏联文化是苏联社会的一次“文艺复兴”，理由是苏联文化培养和充分发挥了苏联人的主体性，形成了作为主体的个人。文章涉及到曾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苏联文化和苏联哲学的评价，涉及的问题很重要，但观点值得商榷。我认为，缺少作为自觉、独立的主体的个人，恰恰是苏联社会、苏联文化尤其是苏联哲学的一个重大不足，它至今影响制约着俄罗斯社会的发展。

                                    一

布拉夫卡提出：“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形成是最主要的，它一方面构成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热情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把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从根本上区别开来。”[1]她认为苏联文化与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正是二者都形成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在这两个时期，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主体，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主体性首先表现在文化之中，在苏联时期则首先表现在历史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个人解放的趋势表现为个人与众不同的东西，而在苏联时期则已经具有了公共的性质。”[2] 她进一步说：“由十月革命而产生的20年代的各种改造过程客观上导致了个人类本质力量的解放。当个人变得不仅能够创建自己存在的新文化形式，而且能够创建自己存在的新社会形式时，社会创造力有力地迸发了出来。”[3]十月革命使苏联人成为主体，他们在20年代作为主体创造了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文化，在30年代这种主体性又转化为物质生产的巨大热情。他们不是文化生活中的主体，而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实际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其他某些时期的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改造、文化建设以及发展生产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这是历史事实，但要把这种现象解读为苏联形成了作为主体的个人，并进而把苏联文化与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联系起来，过于牵强附会了。

这里首先顺便指出，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形成。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在当时，它的含义主要是赞扬人，肯定人的欲望和他对现世幸福的追求，为此坚决批判宗教禁欲主义，大力歌颂世俗生活。它的宗旨是使人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主客体问题，甚至一般的哲学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形成，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即使按照作者的理解，把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形成当作文艺复兴的主要标志，也不能认为苏联文化具有文艺复兴的意义，因为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苏联人所缺少的恰恰是人的主体精神。

历史告诉我们，群众性的改造世界的热情与个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它可能是愚昧和缺少主体意识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苏联，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人们根本没有个人的概念，所谓的人其实是指集体、社会。针对这种情况，Н.А. 别尔嘉耶夫说：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人在其中应当摆脱剥削和暴力之害的那种社会集体，成为人的个性的奴役者。社会被置于个人之上；无产阶级，确切地说是无产阶级思想，被置于工人之上，置于具体的人之上。从旧的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的人，又落入新的偶像崇拜之中”。[4]他还说：“在俄罗斯，共产主义不属于原自基督教的俄罗斯人道主义传统，而是属于俄罗斯的反人道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与总是把人当作工具的俄罗斯国家绝对主义相联系。……人是这种新社会组织的工具，新社会组织倒不是人的工具。”[5]С.Н.布尔加科夫则说：在马克思主义中，“个人消失在社会概念里，就像作为个人的士兵消失在他所服务的团或连队一样。”[6]除去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敌意不谈，以上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长期生活在农民村社这一集体之中，思想上是反对个人主义的东正教的信徒，政治上是封建沙皇的驯服臣民。个人服从集体消融在集体之中，是俄国的文化传统。

这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在俄罗斯，19世纪以来的任何一次革命都是由少数知识分子自上而下强加给民众的。民粹派运动如此，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也包括戈尔巴乔夫埋葬苏联的所谓改革，都是如此。革命由民众完成，轰轰烈烈，但指导革命的思想观念，乃至革命的途径、方法，都不是民众自己的创造，而是由知识分子从头脑里想出来交给民众去实现的。民粹派把民众视为零，数量再多也毫无意义，只有前面加上正的自然数，也即接受他们这些英雄人物的领导，零的数量才有意义。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的这种被动状态，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也有表现。列宁曾经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7]为什么？因为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8]首先由少数革命家提出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然后经过政治思想工作把它们灌输到广大民众头脑之中，就能掀起无坚不摧的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就能改造整个俄国。在这个过程中，民众是革命的实践者，但他们并不是主体，他们只是充当了把少数精英人物的思想变为现实的工具。苏联的现实生活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于20年代末，高潮在30年代。苏联人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值得注意的事，正是在1928年12月9日，莫斯科街头第一次出现了为斯大林祝寿的群众队伍，而在30年代，在数百万人惨遭镇压的同时，苏联形成了对斯大林的疯狂的个人迷信。农业合作化是苏联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才完成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1936年宪法的公布为标志，新宪法问世几个月之后它的起草人布哈林就被斯大林枪毙。这时的苏联人，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广大的苏联民众，是作为个人的自觉的主体吗？不是。不仅他们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普通党员，甚至党的各级领导，也不可能作为主体出现在斯大林面前。

                                  二

我们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没有培养出作为主体的个人，除上述理由外，在苏联哲学中也可以找到依据。如果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文艺复兴，苏联人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那么社会生活的这种深刻变化一定会在哲学中得到反映。但是人所共知，从1922年大多数俄罗斯哲学家被驱逐出境，直到50年代中期，人的问题在苏联哲学中一直是空白。当时的苏联哲学，其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是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的运动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性。人和人的精神世界都被当作特殊的物质运动来解释。在讲到社会历史时，不仅不提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而且强调社会历史要服从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这种情况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尤其是在60年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人的主体性、主客体问题，逐渐占据苏联哲学的中心。但是苏联哲学的这种变化同样不能说明苏联社会培育出了作为主体的个人，这样的人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的苏联也不是普遍存在。

作为主体的个人最主要的特点是把自己与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对立起来，自觉地对它们加以认识和改造，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样的人是时代的产物。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强烈欲望，由此有了以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为特征的工业生产。在这里，人是改造自然的能动主体，自然界则是被人改造的客体。为了掌握自然规律，自然界也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体。工业生产和科学实验培育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作为主体的个人就是在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诞生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哲学第一次自觉地把世界作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划分，它的问世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在西方世界诞生的标志。

在苏联，最早提出并宣传主客体理论的，是心理学家С.Л. 鲁宾施坦。鲁宾施坦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他在1940年出版的《普通心理学原理》中提出了意识与活动相统一的原则，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在心理学中，而且在一般的哲学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根据这一原则，人的心理是在活动中，也即实践中，形成和表现的。由于受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影响，鲁宾施坦在活动中，也即在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特别重视主体的作用。到晚年，鲁宾施坦努力把主客体关系放在人与世界这一更大的背景中研究，从而超越了只着眼于人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关系的主客体理论，把注意力转向伦理学等人与人的关系方面。1960年鲁宾施坦去世，苏联哲学界关于主客体问题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掀起新的高潮。一向反对仅仅把人当作物质来看的Э.В.伊里因科夫突出强调人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他在关于理想的东西与人的意识的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人们在理想的东西中可以看到，“合乎人的理想是物的特点，但这一特点不是物的自然规定性，而是那种只是由于社会性的人的劳动活动，由于他的有目的的感性-对象性的主动性，才获得的规定性。”[9]从60年代起，哲学著作中“开始研究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这样饶有兴味的认识论问题。以往人们通常强调的是这一关系中的一个方面，即客体存在于主体之外、主体出现之前，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则相应地被忽视；与此相反，现在人们对客体与存在做了区分，如果存在本身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着，那么作为客体的存在则是与主体相关联的。”[10]在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В.А.列克托尔斯基院士的《经典哲学和现代哲学中的主客体问题》（1965）、《主体、客体、认识》（1980）等著作。《主题、客体、认识》一出版就被译为德文，在苏联书店里有时要排队才能买到。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哲学家И.С.阿列克谢耶夫同样强调主客体问题，但他对主体的作用更为肯定、夸张，他把主体的能动活动本体论化了。斯焦宾院士这样介绍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在他看来，作为客体以及某些特征的承载者的月亮和星辰的存在，取决于它们进入活动结构的程度。……客体有无数现实的和潜在的特征，活动只是使其中的一部分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客体是被按照这些受到限制的特征记录下来的，它也就作为使实际存在图式化、简单化的那种结构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他并不就此感到满足，他在思想上走得比这还远。他认为，在人的活动之外，任何被观察到的客体都不存在。”[11]

主客体问题在苏联持续升温，到80年代末达到顶峰，标志是《哲学导论》的问世。这部著作由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И.Т.弗罗洛夫院士牵头，集中了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写作，被确定为全国通用的高校哲学教材。而贯穿全书的，就是凝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客体理论精华的概念——实践。[12]

主客体问题和人的主体性在苏联哲学中受到的这种空前的重视，不是表明苏联社会已经形成了作为主体的个人，而是另有原因。

第一，苏联哲学家之所以突出研究主客体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哲学传统的影响。俄罗斯哲学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奋起捍卫自己的精神传统的时代。批判来自西方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是俄罗斯社会思潮持久不变的主题。传统俄罗斯哲学的思想家们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价值，鄙视对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的追求。他们的著作充满了对个性自由的颂扬与渴望，别尔加耶夫还相应地提出“客体化世界”概念并对它压制人的自由提出强烈谴责。苏联哲学家研究主客体问题并强调主体的意义，不是因为苏联社会已经使人们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而是因为他们不自觉地接受和延续了俄罗斯哲学的传统，把自由视为人的本质。例如，伊里因科夫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建立在物质本体论之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把它视为实证主义。他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对世界的一切认识都要以人的全部存在为中介，受人的社会历史的以及个人精神存在的制约，人是认识中不可排除的因素。针对这些思想，В.М.梅茹耶夫说：“对伊里因科夫来说，实证主义是‘小市民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文明反人道主义‘精神’的特殊的哲学表达。在伊里因科夫与这种‘精神’的战争中，人们不能不隐隐约约地看到俄罗斯哲学已经以各种旗帜进行了两百年之久的那种斗争。”[13]

第二，这一时期认真研究主客体问题并极力强调主体的重要意义的人，只是社会的少数，是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主要来自西方哲学的影响，而不是对苏联现实生活的反映。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苏联社会缺乏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尊重，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才借助西方的思想揭露苏联社会的不足，大力呼吁和宣传人的主体性，为苏联哲学的发展指出方向。这些思想中包含着对苏联不人道现实的道德谴责。具体而言，它们是斯大林时期肃反运动和合作化运动中大量极不人道的做法，以及日常生活中对人的主权的否定，在斯大林去世后引起的反弹。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立即出现了带有人道主义倾向的“解冻”运动，哲学界开始宣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率先开始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和肃反扩大化的批判，随后苏共二十二大又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人道主义口号。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是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在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南斯拉夫，都出现了哲学的人道主义化倾向。从总体上看，在遍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思潮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中缺少民主、人权以及对人的尊重的抗议；也可以看到来自西方哲学的强烈影响。大量西方哲学家积极参加南斯拉夫“实践派”的“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就是最好的证明。

6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对主客体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高度关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关于主体的思想，在苏联出现在现实主体生成之前。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先进思想几乎都是从西方“进口”的。公元988年引进基督教是这样，18世纪初开始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理论在俄罗斯的传播也是这样，以对人的主体性的高度关注为重要形式的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兴起，同样如此。先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然后再用这些思想改造社会，是俄罗斯的传统。

                                   三

为什么苏联社会自己没有培养出作为主体的个人？因为苏联社会缺少必要的条件——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培养作为主体的个人需要三个条件。如前所述，首先的条件是必须有人作为主体从事的改造和认识世界的社会实践。正是人作为主体参与的这种实践活动，反过来不断培养和加强人的主体意识，使之真正成为作为主体的人。苏联是工业和科学技术强国，这一条件是很充分的。其次要有追求物质利益的人。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是人对世界的自觉改造，人之所以要从事这样的实践，是因为只有它们才能使人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满足人的欲望。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使人成为自觉主体的前提条件。在西方国家，使人开始觉悟并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由献身上帝到追求自己的现世幸福的，是文艺复兴。俄罗斯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但它接受了西方文艺复兴的重要成果——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历史的主要决定因素，促进了苏联人从宗教蒙昧中走出来的思想启蒙，为苏联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动力。显然这个条件苏联也是具备的。第三，关键的条件是必须要有市场经济。前两个条件可以使人成为主体，但不可能使他成为作为主体的个人。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主体可能是人的集体，是整个社会，但不会是个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只有市场上的商品拥有者，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的自由以及人与人的平等，也才能在竞争中体会到自己与他人的区别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市场经济是一所大学校，只有它才能使人成为独立的个人，虽然是受利己主义支配的个人。而正是这一重要条件，是苏联所没有的。

俄罗斯尽管从18世纪初就开始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以及相应管理、教育甚至法律体系的改革，但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仍然是一个以生活在村社组织中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在苏联时期，十月革命中提出的口号“工厂属于工人”、“土地属于农民”，很快淹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之中。得到工厂和土地的不是作为个人的工人、农民或者他们的自由联合体，而是国家。市场经济被彻底铲除。其直接影响是压制、抹杀了俄罗斯人的个性，使他们无法公开地、直接地、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他们摆脱了宗教枷锁，不再是上帝的奴仆，但只是国有工厂的职工或集体农庄的庄员，是社会主义苏联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而不是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有个性的个人。苏联根本没有独立的、作为主体的个人的形成所需要的条件。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体现人的主体性的事业在苏联曾经获得巨大成功，但它们的从事者只是吞噬个人的集体主体。西方那种受文艺复兴人道主义熏陶由工业和自然科学培养出来的，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自觉改造和认识世界的作为主体的个人，在苏联从来都没有普遍存在过。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民不知道罗马人的所有权概念。……这有助于解释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产生。斯拉夫主义者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地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理解的私有制。……俄罗斯人在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下成了社会主义者。”[14]顺便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证明，只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才是培养人的主体性的学校。

作为主体的个人的缺失对苏联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苏联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政治民主，人只能以集体的名义出现。集体吞掉了个人，个人消失在集体之中。由于没有政治民主，不仅个人不存在，作为集体的人事实上也不存在。代表集体的是党的各级领导，代表苏联人的则是斯大林等党的最高领袖。

第二，与此相关，创造上述成就的主体是集体的人，苏联人。说到底是代表全体苏联人的党的最高领袖。他才是真正的主体。其他人，包括各级领导，事实上不过是实现领袖意图、供他指挥和使用的工具。他们都是社会工程中的螺丝钉。

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以后，建设公民社会成为叶利钦时代鼓舞俄罗斯人的新口号，但至今在俄罗斯真正的公民社会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理想。其中的原因也和俄罗斯缺少作为主体的个人有关。没有这样的人，就没有真正的公民，民主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公民社会的建设就无从谈起。近年来，人们说俄罗斯正在向斯大林时代回归，社会上也出现了怀念斯大林的思潮，原因正在于缺少真正的公民的俄罗斯社会，需要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政权。

当前，市场经济建设正在俄罗斯深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俄罗斯民众的主体意识必将随之形成。问题是，俄罗斯有着深厚的以集体主义和注重精神追求为特征的传统文化，而市场经济培育出来的追求个人利益的人，也即作为主体的个人，与这种传统是有矛盾甚至相互冲突的。19世纪60年代，唯物主义在俄罗斯有过短暂的“繁荣”，不过很快就被俄罗斯传统文化淹没了。如何处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市场经济建设培育出来的新的思想、观念、文化的关系，是俄罗斯哲学界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困难的任务。能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从俄罗斯哲学界的现状看，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