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主义思潮在19世纪终于汇聚成一股巨流，直与思辨哲学、实证主义三分天下，分庭抗礼，进而直接影响了20世纪许许多多思想、文化和艺术流派。其中涌现出三位著名人物：叔本华、齐克果和尼采。他们所关注的是人，直面的是人的生命。他们并不嘲笑因仰观天象而堕入井底的泰勒士，他们却悲悯出于好奇和求知而仰观天象的泰勒士。他们敏感而悲观地透视了19世纪人的生存状况，勾画出痛苦、恐惧、颓废等等抗拒着一切理性乐观主义的人生的常态。他们似乎“发现”了个人的肉体、欲望和意志的不可遏止的力量，也觉察到思辨理性、日常伦理和流行信仰的软弱与空洞。简言之，他们洞察到“本能冲动造反逻格斯”这一现代性的本质，由此痛恨一切蔑视个人、扩张理性、驯顺肉体的思想体系。

在他们看来，理智的乐观并没有让人摆脱芦苇般的脆弱，理智的进步反而凸现了灵魂深处的焦虑和不安。思辨理性的自负往往蜕变为冷酷无情的夸张，工具理性的扩张常常把个体变成了可以拆卸和操控的机器乃至机器上的部件，价值理性的律令倒使个人的生命无力负载如此沉重的崇高。但他们又不曾停留在单纯本能的发泄之上，他们分别试图以真正的虚无、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超人实现各自的理想。他们没有人自称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们试图重建人类理性，重估一切价值，因为理性只是手段，而生命才是目的。

他们不是突如其来的巨浪，也不是无病呻吟的庸人。他们是在理性主义传统和新教伦理对非理性、对人的总体生命的蔑视和压制中崛起的，他们又在哲学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中汲取了营养。在西方文化中，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灵魂与肉体始终处于紧张的对立之中。19世纪作为理性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导致了非理性思潮的总爆发，而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当然是不值得信奉和尊崇的，但又是不能不认真地思考的。因为帕斯卡不是说吗：“本能与理智，两种天性的标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