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介绍只能是纲要式的，因而难免挂一漏万。然而即使是概述，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亚里士多德确实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总结了以前所有哲学家的思想并且澄清了他们的混乱，把自然哲学和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他不仅是哲学大师，而且是逻辑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奠基者或重要创始人。他以其在思想史上建立的不朽丰碑，赢得了人们由衷的崇敬和赞叹。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1]恩格斯说他是古希腊思想家中“最博学的人物”，[2]黑格尔则誉之为“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一个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应当把他和柏拉图称为“人类的导师，如果世界上有这种人的话”。[3]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确堪称人类的导师，不过这两位“人类导师”的哲学虽然有相同或相近的一面，但区别却是主要的。概括而言，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基本风格不同。柏拉图是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狂热追求恒真、至善、尽美，并企图以此服务于政治，匡正现实。亚里士多德则是理智的现实主义者，他也追求崇高与至善，但懂得最好不等于最可行的道理，因而以平和的中道为标准，且尽量不介入政治。

二是知识背景不同。柏拉图由于贬低处在动变状态的感性事物，对自然领域诸学科的知识吸收不够，只对数学感兴趣，并以此为其哲学的知识背景。亚里士多德则非常注意吸收各门学科的成果，对自然领域的事情尤其感兴趣，以生物学作为自己哲学的知识背景。

三是治学方法不同。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热衷于论战性的讨论，是典型的辩证法家。亚里士多德则以探索性的分析见长，在分析中澄清问题，论证观点，发现真理。

四是哲学的思路不同。柏拉图的理念论为追求确定的普遍本质，先将个别与一般割裂开来，然后用分有和摹仿来沟通。亚里士多德也追求确定的、普遍的东西，但他的实体论是把各类实体排列成一个连续的等级系列，克服了两个领域的断裂，用潜能和实现来解决它们的联系问题。

五是崇尚的境界不同。柏拉图虽然重视逻辑推理和思辨作用，但把真善美的最高境界视为一种直觉的、感悟的迷狂，从而消解了理性与非理性、思辨与神秘、理智与情感的界限。亚里士多德则自始至终崇尚理智的思辨活动，把思想对自身的思想看成灵魂的最高功能和人生的最大快乐。正因为亚里士多德坚持的是彻底的理性主义，否定了神秘的直觉和顿悟，所以在迷信色彩比较浓重的希腊晚期和中世纪早期，他的影响远远不如柏拉图（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也是通过学派内部和外部两种途径实现的。从学派内部情况看，他不如柏拉图幸运。由于政治等原因，他的手稿历经劫难，损失很大，且长期被湮没，直到他死后近300年，才以散步学派第十一位领袖安德罗尼科编撰的第一个正式版本流传于世。因此，尽管吕克昂学园一直存在，但从第一代继承人塞奥弗拉斯特开始，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到了某些具体的学科领域（如植物学、动物学、逻辑学、修辞学等），哲学色彩不大浓烈，其活动中心也逐渐由雅典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城，最后移往地中海内的罗得斯岛。直到这时，这一学派学者们才开始致力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工作。

从学派外部的情况看，他的遭遇更加曲折。在整个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影响哲学发展的主要是柏拉图，无论是斯多亚学派、斐洛还是新柏拉图主义等，都只是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某些思想。在中世纪，教父哲学和早期经院哲学亦以柏拉图哲学作为理论基础。公元6世纪初，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认为亚里士多德哲学有违教义，遂下令禁止研究。幸运的是，他的学说在东方遇到知音，其著作先后被译为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行。直到12世纪，欧洲才重新发现他的著作的希腊语原本。13世纪时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为重建基督教神哲学体系，致力于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取代柏拉图作理论依据并逐渐获得了成功。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亚里士多德哲学才由异端邪说一变而成为中世纪哲学的最高权威。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近代哲学家们批判经院哲学的“替罪羊”。直到18世纪以后，人们才逐渐心平气和地和公正地评判亚里士多德哲学，于是就有了柏林科学院的贝克尔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有了汗牛充栋的考订、注释和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了至今不衰的研究和寻根热潮。

恩格斯曾经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的黑格尔”，[4]我们也可以称黑格尔为“近代的亚里士多德”。以后我们将看到，就形而上学而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确是西方哲学史上两座遥相呼应的丰碑，它们虽然相隔2000多年，但是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可以说是希腊哲学的顶峰或鼎盛时期。他们的思想不仅体现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而且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就是由此而奠基的。苏格拉底对“是什么”问题的探索、柏拉图关于两个世界的划分以及他的体系框架、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分析方法等等，以理性主义的基调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的观念和方向，当然也暴露出种种新的难题，从而吸引着哲学家们不断地变换角度和思路，展开了无穷无尽的探索。

无论哲学家们的初衷是什么，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非常关注知识的问题。尽管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目的也在于知识，但是他们大多是武断地宣称本原是什么，至于知识的可能性等问题则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经过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智者诡辩的泛滥，知识问题成了哲学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因而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这三代哲学家的思考基本上都是围绕知识问题而展开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很不发达，哲学家们还没有自觉地深入思考诸如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对象等问题，这就决定了知识问题在此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虽然哲学家们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极其深刻的思想。

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早期希腊哲学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亦即自然万物统一的本原与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可以说，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则由于知识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关注的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就是明证。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中古哲学中的经院哲学，构成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在古代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尚未进入哲学家们的理论视野，因而从早期希腊哲学到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主要是从宇宙论过渡到本体论，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形成时期。无论知识问题多么重要，它毕竟还没有脱离本体论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就限制了它的深入发展。

希腊哲学的鼎盛时期正处在希腊文明由盛而衰的时期。文明的衰亡、社会的动荡、历史的变迁、人生的无常，迫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人生的问题，伦理的问题成为哲学家讨论的主要问题。希腊哲学进入了它的晚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