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古代文化，但“复兴”古代文化却不可能成为新时代哲学的实质和目的。事实上，复兴古代文化，只不过是中世纪崇拜古代权威的遗迹和新思想尚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是用希腊罗马文化的旧瓶来装文艺复兴时代的新酒。随着人文主义运动的逐步深入，旧哲学的形式开始被逐渐地抛弃，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式来思考上帝、宇宙、人及其认识的问题。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文艺复兴时代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人，二是发现了自然。一旦人们用感性的、实验的眼光重新观察它们，它们便展露出新的面貌。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哥白尼推翻了托勒密体系，实现了天文学的革命；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动的三大规律，将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天文学变成一门严格精密的科学；伽利略发现了落体定理和惯性定理等，为近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此外，在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解剖学等学科都有一系列重大的发现。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成果也都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哲学之中，使其具有浓重的自然哲学色彩。
   
    新时代哲学的先驱有两个重要代表，这就是德国思想家尼古拉·库萨和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
   
    一、尼古拉·库萨

    尼古拉·库萨（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出生于德国特利尔城附近的库斯镇，少年时代被送到荷兰“共同生活兄弟会”举办的学校读书，后来在海德尔贝格大学、帕多瓦大学和科隆大学接受了法学、数学、哲学、神学的教育。毕业后，库萨成为神职人员，先后担任过教皇特使、主教、枢机主教、教皇总助理的职务。他曾为东西方教会的合并积极活动，主张天主教内部的协调和统一，主张宗教宽容，并进行过教会内部的一些改革。他除了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研究外，还极为关注数学和自然科学问题，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他第一个绘制了中欧和东欧的地图，并提出过改革历法的方案。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论有学问的无知》、《论猜测》等。
   
    库萨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传统问题，即有限的人类理智如何认识和把握无限的真理即上帝。但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库萨继承古希腊毕达戈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一些思想，发挥人文主义精神，概括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哲学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关于上帝是“极大”、是“对立面的一致”、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
   
    （一）论三种极大

    在《论有学问的无知》一书中，库萨区分了三种极大：
   
    第一种是绝对的极大。关于极大，库萨的定义是：“一个事物，不可能有比它更大的事物存在，我称之为极大”。[1]这样的极大不是通过比较产生的最大，而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极大，即绝对的极大。“极大是绝对的一，因为它是一切；一切都在它里面，因为它是极大。由于没有任何东西与它对立，极小也同时与它一致；因此它也在一切之中。由于它是绝对的，所以它在事实上是一切可能的存在，不受任何事物限制，一切事物都受它限制。这一极大就是上帝”。[2]
   
    上帝作为无限的一把一切有限者都包容在自身之内，但这种包容并不是整体对部分的包容，不是用多来构成一，而是多融化在一中，在一中一切都毫无差别地是一。因此，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这种一致既是万物的本原和本质，也是万物的归宿。在无限的一中，一切对立和差异都最终消逝，一切潜在都成为现实。正像在无限的图形中直线与圆、三角形等一切数学图形都没有区别一样，在无限的上帝里面万物也都没有区别。一切对立最终在上帝里面达到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上帝把一切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之中，自己却是无对立的统一。相比之下，对立普遍地存在于有限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由程度不同的对立面构成的。在它们里面，这一方面多些，另一方面少些。通过一方压倒另一方，事物获得了对立面某一方的性质”。[3]在有限事物中，不可能达到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有限事物是对立面的统一。
   
    第二种是限定的极大，即宇宙。宇宙是存在者的普遍统一。但它的统一被限定在多中，离开了多它就不能存在，宇宙的存在也依赖于上帝。因此，宇宙不是绝对的无限，而是相对的无限，即时空上的无限，因为不存在任何把宇宙包入其中的界限。宇宙既然在时空上无限，它就时间来说也就是永恒的，就空间来说也就既无中心也无边界。因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所谓的恒星天也不是宇宙的边界。地球和其他所有星球一样，是由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只不过是宇宙大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在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之前，库萨已经在哲学上宣告了“地心说”的破产。当然，库萨的结论并不仅仅出自哲学的思辨。库萨明确地提出，学者们应当走出书斋，到现世生活中去，“读上帝亲手写的书”，即读大自然这本书。他倡导对世界进行量的考察，认为试验的结果更接近真理。有学者指出：“对书本知识的严厉批判，要求在量上考察世界，并且怀着事物的特性是以可度量的和可计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信念来论证上述要求，所有这些都使人感受到经典自然科学的那种精神。这种经典自然科学是我们在伽利略、牛顿、惠更斯和其他科学家那里看到的，它的结果在短短几百年中要比在这之前数千年中许多伟大学者的工作都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作为一个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家和罗马教会的枢机主教，尼古拉·库萨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张对自然界采取这种态度，并且坚决地维护这种态度。人们不得不承认，库萨由此而对经典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4]
   
    此外还有第三种极大：既绝对又限定的极大。库萨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成为自己那个类的极大，因为如果它达到这种极大，就会和上帝一样是无限的。但低级的事物即使成为无限，也不可能与上帝同一，因为它们缺乏完善性。例如，圆即使成为极大，也只不过是无限的数学图形罢了。唯有人类适宜产生这样的极大，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是一个小宇宙或者小世界。人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合了尘世的东西和神的东西，结合了物质、有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和理性，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整个宇宙。但人类中只有一个个体能够达到类的极大，这就是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耶稣由于是个体而是限定的极大，又由于与上帝同一而是绝对的极大。在库萨的哲学中，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完善人性的代表。由此出发，库萨热情地歌颂了人的伟大。
   
    （二）人及其认识能力

    在库萨的哲学中，人是上帝的摹本或者人形的上帝，因为人和上帝一样具有创造力。“就像上帝是现实的事物和自然形式的创造者一样，人是以概念方式存在的事物和艺术形式的创造者。艺术形式无非是人的理智的摹本，就像上帝的造物是神的理智的摹本一样。因此，人有一种理智力量，这种力量就其创造活动来说，是神的理智的摹本”。[5]也就是说，人既创造了概念世界，也创造了艺术世界或人造世界。
   
    人的创造力就在于人的理智或人的精神。人的精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表现为感性、想象力、知性、理性这四种能力。“灵魂是无形的实体，是各种不同力量的力量，因为它自己就是感性，同时，它自己也是想象力、是知性、是理性。它在身体以内行使感性和想象力，在身体以外行使知性和理性。”。[6]感性是一切认识的开端，借助五种感官接受外部的刺激而形成感觉。想象力把各种感觉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印象，并使精神最终摆脱对与事物接触的依赖。知性进行度量、比较、区分，创造出概念并进行判断和推理，还创造出自然所没有的艺术世界。但知性所遵循的是矛盾律，不能理解对立面的一致，不能认识无限。理性的功能是综合与直观。在理性的直观中，对立面互相融合在无限的统一中，灵魂与上帝达到一致，主客体的对立也消失了。但是库萨强调，感性、想象力、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区分，认识是精神整体的活动。较高的认识能力包含了较低的认识能力，并在较低的认识能力中发挥作用。较低的认识能力又是较高的认识能力的基础。例如，知性只有当感觉和想象力为它提供了感性形象时才能区分，理性也只有当知性为它提供了区分开来并需要加以综合的材料时才会综合。另一方面，知性作为意识或者注意而在感官之中活动，理性的统一指导了知性的区分工作。不同的认识阶段不是各自孤立的认识功能，而是一个共同活动、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体系。
   
    （三）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

    库萨断言上帝作为无限是不可认识的，因此，人的认识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
   
    库萨的论证是从分析认识方式和认识过程开始的。他认为，上帝为每一种生物都配备了追求最佳生活方式的自然欲望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功能和识别能力。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人的求知欲和理性。人的自然生活规律要求理性不知疲倦地研究一切事物，以便获得真理。但毫无疑问，我们只能把那些所有具有健康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东西看作是最真实的。而在其他情况下，“一切研究者都是在与预先确定的已知者的比较中，根据比例关系作出判断的。因此，一切研究都是比较，都以比例为媒介”。[7]认识就在于确立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比例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可以直接进行比较，认识就相对容易；如果二者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认识就相对困难；如果二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关系，认识就无从谈起。我们对极大的认识就属于这种情况。绝对的极大是无限，而无限与有限之间是没有比例关系的。“无限者作为无限的东西摆脱了一切比例关系，因此是无法认识的”。[8]我们的有限理智不能认识无限的上帝。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一种“非理解的方式”来把握上帝这个“不可理解者”，也就是说，从有限事物出发，以有限事物为符号，并超越它们的有限性，从而达到无限。在所有有限事物中，数学符号是最理想的符号。例如，根据圆弧扩大到无限就是一条直线，可以得知在无限中一切数学图形都没有区别，并进一步得知在上帝里面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所以上帝是对立面的一致。对上帝的这种把握不是借助知性的逻辑演绎，而是借助类比和理性的超越实现的。就此来说，它是一种非理解的方式，在精确认识的意义上是一种无知；但它又是以人的知性认识为出发点，借助对数学符号的精确认识实现的，在这种意义上又是一种近似性的知，是有学问的。更何况，认识到上帝是无限的，是不能精确认识的，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一种知，也是对我们自身认识能力的一种知。“有学问的无知”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库萨进一步把有学问的无知运用于对有限事物的认识。由于上帝是万事万物的本质，不认识上帝就不可能精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我们的理性所认识的也只是事物的共相和形式，而不是事物的本质。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以比较为特征的认识必然具有相对性。因此，即便对有限事物的认识也是有学问的无知。在其他地方，库萨又在同样的意义上把对真理的认识称之为“猜测”。
   
    库萨虽然否认我们能够精确地认识真理，但又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猜测无限地逼近真理。绝对的真理虽然是“永不可及”的，但认识一方面是对真理的分有，包含着真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又是对真理的无限接近。认识的真谛就在于这种“永不可及”和“越来越近”的辩证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人是可以在无限的过程中认识真理的。
   
    库萨关于“有学问的无知”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论证了精神的无限能力，使人及其精神成为哲学的最高主题。因此，一些哲学史家认为，只有库萨的哲学才真正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从而无愧于近代哲学的思想先驱。
   
    二、布鲁诺

    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诺拉镇的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在当地拉丁语学校毕业后，于1565年进入多米尼克修会的一家修道院。因广泛阅读哲学和科学著作、对教规禁锢表示不满而受到院方监视，并面临被宗教裁判所拘捕的危险。为了逃避迫害，他流亡欧洲各地16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并到处受到教会当局的迫害，最终因被人出卖而落入宗教裁判所。在8年的狱中生活中，布鲁诺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1600年2月17日，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作为反封建教会的坚强斗士，布鲁诺正直的人格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一直是后世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楷模。布鲁诺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原因、本原与太一》、《论无限、宇宙和众世界》、《论单字、数和形式》、《灰堆上的华宴》、《论英雄热情》等。
   
    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受到尼古拉·库萨的较大影响。布鲁诺自己在一次讲演中曾以崇敬的口吻谈到库萨：“哪里有能与那个库斯人媲美的人物呢？他越是伟大，就越是不被人所理解。倘若不是祭披有时遮掩了他的天才，我就会承认，他并不与毕达戈拉斯相同，而是比毕达戈拉斯伟大的多”。[9]布鲁诺毅然抛弃了库萨的“祭披”，即源自神学的不彻底性，同时吸取了哥白尼的天文学学成果，建立了一个泛神论的哲学体系。
   
    （一）论世界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

    与新时代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布鲁诺对受到经院哲学歪曲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他声称，自己之所以反对亚里士多德，就是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多地倚赖于空洞的幻想和更加远离自然”，而最好的哲学派别则是，“它以最方便、最高尚的方式表现人类理智的完善，并最符合自然的真理，它尽可能地与自然合作，推测……或判明规律，并改造风尚；它进行治疗或进行认识是为了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神圣”。[10]由此出发，布鲁诺把关于自然事物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的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展开了自己的哲学论述。
   
    所谓本原，是指从内部促成事物的形成，并且作为该事物的基本要素，留存于该事物之中的东西。本原又叫实体。“必须承认在自然界中有两种实体：一种是形式，一种是物质；因为，第一，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实体性的作用，它包含着万物的积极的潜能；第二，还须有这么一种最高的潜能和基质，它包含着万物的消极的潜能。在前者中有‘创造’的可能性，在后者中有‘被创造’的可能性”。[11]形式是积极的潜能，物质（质料）是消极的潜能。形式与物质相结合而产生万物。精神、灵魂、生命处于万物之中，并按照一定的程度充满全部物质，因而是万物的真正形式，世界的形式就是“世界灵魂”。但形式不能离开物质独立存在。“形式离开物质，便没有存在，形式在物质中产生，在物质中消灭，来自物质和归于物质”。[12]除物质以外，的确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常驻的、配称本原的。“将自身包含的卷缩东西舒展开来的物质，应该称作神物和最优秀的生产者，应该称作自然万物以及全部实体自然界的生育者和母亲”。[13]
   
    所谓原因，是指从事物的外部促成事物的产生，并且自身留存在事物之外的东西。物理世界的作用因就是“普遍的理智”或曰“世界理智”。普遍的理智是世界灵魂内部的一种特有的能力，“是它使物质承受了所有的形式，是它根据形式的意义和条件，赋予物质以形状、塑造并形成万物，使万物处于这么一种惊人的秩序中”。[14]但普遍的理智并不是从外部将形式赋予物质，因为形式本来就包含在物质之中。“事物起源于物质，是通过分出的途径，而不是通过增添和接纳的途径。因此，与其认为物质没有形式，排除形式，倒不如说物质包含形式、囊括形式于自身之中”。[15]形式“被作用因唤起进行活动并处于物质之中”。[16]在这种意义上，世界理智“是自然万物的真正的作用因，这作用因不仅具有外部的、而且具有内部的性质”。[17]就它的存在不同于其产物的实体和实质而言，它是外因；就它也在事物之中起作用而言，它是内因。
   
    作为原因的世界理智是作为形式本原的世界灵魂的一种能力，而作为形式的世界灵魂又内在于作为物质本原的宇宙之中。于是，作用因、形式因、质料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作为囊括一切的统一体的宇宙也就是“太一”。宇宙既是一，又是一切。由于它没有差异，所以是统一的；由于它无所不包，所以是无限的；由于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可供移动的场所，所以它是不动的。对于“太一”，我们什么也不能说，既不能说它是物质的，也不能说它是形式。有时，布鲁诺称宇宙为“神”。“神”在他那里只是一种称呼，既没有人格，也不是宇宙的主宰。因此，布鲁诺的哲学学说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泛神论。
   
    （二）宇宙的统一和世界的众多

    布鲁诺在讨论宇宙结构的时候，继续贯彻了宇宙统一性的原则。宇宙是一，一不仅表示宇宙内部的统一性，而且表示宇宙在数量上也是唯一的。宇宙只有一个，是“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而世界（各种天体系统）的数目则无限多，是“被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无限的宇宙不可能有任何边界和中心，太阳只是诸天体中的普通一员，太阳系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系统，在无限的空间中有无数个这样的系统。包括太阳、地球、行星、恒星在内的所有天体，都是由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具有同样的形式、运动和变化。布鲁诺的研究还进一步深入到了物质结构内部，认为宇宙是由不可分割的微粒即“极小”构成的。“极小”在物理学上就是原子，在数学上就是点，在哲学上就是单子。原子的不同结合、排列和搭配，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事物。由于“极小”在自身中包含着成为一切的可能性，是它所能是的一切，所以和“极大”、“太一”是一回事。原子自身就具有灵魂，有运动能力，因此宇宙不需要“第一推动者”。布鲁诺为了排除机械论世界观所必需的“第一推动者”，最终得出了“万物有灵”的结论。“一个东西，不管怎么纤小，怎样微不足道，其中总有精神实体的部分，这种精神实体，只要找到合适的主体，便力图成为植物、成为动物，并受理任何一个物体的肢体，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了生机。因为精神处于万有之中，任何一个最最微小的物体，都不能不包含着成为有生机之物的可能性”。[18]
   
    （三）对立面的一致
   
    布鲁诺继承了尼古拉·库萨的“对立面一致”的思想，认为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谁要认识自然的最大秘密，那就请他去研究和观察矛盾和对立面的最大和最小吧。深奥的魔法就在于：能够先找出结合点，再引出对立”。[19]布鲁诺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指出，不仅“极大”和“极小”吻合为一，而且在“极大”和“极小”自身中对立面也是归于一。在“太一”之中，不仅“极大”与“极小”没有差别，甚至直线和曲线、直线与圆周也是统一的。最小的弧和最小的弦、无限的直线和无限的圆周都是无差别的。值得注意的是，布鲁诺不仅在几何学中论证了对立的统一，而且将它放到实际生活中去验证。他指出，最少量的热和轻微的冷是一回事，向着冷的方向的运动就是从热出发的。医生在最好的情况下担心有坏的结局，有远见的人在最幸福的时刻感到特别畏缩。消灭无非是产生，产生也无非是消灭，等等。布鲁诺指责亚里士多德只看到对立面一致的可能性，却看不到它的现实性。把考察现实世界的矛盾和对立看作是认识宇宙奥秘的途径，这是布鲁诺辩证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
   
    （四）真理与认识

    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思想家不同，布鲁诺出自毫不妥协的个性、思想严格性的要求以及怀疑的原则，拒绝承认宗教真理，主张真理的根据不在于信仰、权威。他坚决反对“双重真理论”，只承认人类理智所揭示的“自然的真理”。自然下降而生育万物与理智上升而认识自然真理所遵循的是同一条道路。前者是由统一性展开成为无限多的个体，后者则是由无限多的个体上升到统一。这也就是说，认识是从具体事物开始的。
   
    布鲁诺把认识划分为四个阶段：感性、知性、理性、心灵。感性是认识的开端，只能认识杂多的表面现象，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且时常给我们提供错误的印象，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源泉，真理并不存在于感觉之中。知性的任务是运用抽象概括和推论的能力，从特殊中抽象出一般。理性的任务是主动地、积极地整理知性活动的成果，把知性得出的一般论断提供到原理原则，从而认识到事物的实体的统一性。心灵是认识的最高能力，是对普遍实体即神的直观。在心灵中，神或自然的本质生动地表现在认识面前，认识达到了对一切存在的本质，对统一的、无限的宇宙的最高认识。上述各个阶段的认识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会完结的，因为智慧的力量永远不会停留在已被认识的真理上面，而总是向着尚未被认识的真理前进。
   
    布鲁诺的哲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哲学思潮发展的最高成果。宗教裁判所可以用火刑架夺走哲学家的生命，可以用禁令销毁哲学家的著作，但却阻挡不了哲学家思想的广泛流传。他的思想在笛卡尔的理性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复现。
   
    
   
    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0]
   
    文艺复兴时代是孕育近代哲学的时代。体现新时代精神的巨人们与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破了封建神学的一统地位，动摇了天主教会对文化思想的垄断。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重视和研究古代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思想遗产，恢复了古典哲学的真实面目，为欧洲社会重新开启了这一伟大的思想宝库。它们恢复了人的价值和尊严，重新确立了人在哲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古典文化的复兴和宗教的改革从不同的角度汇集成一股统一的思潮，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人的目光从超验的世界转移到感性的世界，转移到人的内心。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一般并不否定神，而是或者把神推向遥远的、与人不相干的彼岸，或者把神消融在自然中，把神的本质赋予人。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作为个人的存在，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力量。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为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以及接踵而至的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等思潮铺平了道路。
   
    文艺复兴时代也是近代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诞生的时代。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不顾封建教会残酷的迫害和顽固的阻挠，发展了实验自然科学，揭示了一幅鲜为人知的世界图景，揭示了地理、天体、人体世界的奥妙，开拓了人类知识的新领域，同时也印证了人的力量。有远见的哲学家开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刚刚开始独立、分化的年代就确立起哲学与科学的结盟，为近代哲学传统的主导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还不是一种成熟的哲学，仍然保留着不少旧的思想成分。新的哲学思想最初是以复兴古典哲学的形式在旧的神学体系中挣扎、反抗、脱胎而出的，从而必然还保留着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些成分和朴素性特征，以及旧的神学思想成分等等。急于摆脱旧经院哲学的新哲学也还来不及对经院哲学进行真正的反省和彻底的清算。文艺复兴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新问题，尚有待于后来者们的进一步深化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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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库萨著作集》，第1卷，柏林，1967年拉丁文版，第3页。
   
    [2] 《库萨著作集》，第1卷，第3页。
   
    [3] 《库萨著作集》，第1卷，第38页。
   
    [4] [德]A. 雅柯比编：《尼古拉·库萨哲学思想导论》，慕尼黑，1979年版，第126页。
   
    [5] [德]库萨：《猜测的艺术》，不来梅，1957年版，第324页。
   
    [6] [德]库萨：《论球戏》，汉堡，1978年版，第20－21页。
   
    [7] 《库萨著作集》，第1卷，第2－3页。
   
    [8] 《库萨著作集》，第1卷，第3页。
   
    [9] 转引自 [德]K. 雅斯贝斯：《尼古拉·库萨》，慕尼黑，1964年版，第227页。
   
    [10]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68页。
   
    [12]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76－77页。
   
    [13]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09页。
   
    [14]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4页。
   
    [15]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09页。
   
    [16]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7页。
   
    [17]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45－46页。
   
    [18]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52页。
   
    [19] [意]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第13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